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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义忠摄影作品欣赏

责任编辑:高陵文化馆发布时间:2015-05-28 22:21浏览次数:

八尺门






北铺


 





人与土地





失落的优雅






四季






台北谣言

 





正方形的乡愁







阮义忠:一个乡村叛逃者的忏悔

作者:钟钢

他曾经那么憎恨土地,一度认为和泥土有关、沾着汗臭味的东西,都是卑琐可耻的。但是,正是那些认命地在土地上工作、生活的人,使他从幼时噩梦中醒来,心中的怨愤,化解成为温暖和美好。

也许你会一下子被阮义忠的相片吸引,精湛的黑白工艺,沉稳的画面布局,被摄影定格的永恒,没有被工业污染、看不到罪与恶的乡村乌托邦,这些太容易调动一个人对乡土的记忆。一旦有机会,就能吸引一大批人拿起相机,奔向乡间,按动快门,然后过不了多久就离开。

有太多摄影师都是这样做的。

乡村被他们称之为一首挽歌,对它不舍,希望留住,但他们心里都明白,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浪潮,随时都能将他们的乡村席卷,而城市的道路和垃圾场正向乡村疾速迁移和靠拢,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,真真切切地展现在他们眼前。这看上去已经成为了一场无法抵挡的“潮流”。

即便是拍摄了“人与土地”系列扬名华人世界的阮义忠,也发现自己其实无法回到那个位于台湾宜兰头城镇的家乡。“一切都在变,都在消失”,阮义忠在新书《人与土地》的序言中感叹。

哪怕是他不多的几次回到家乡,也能发现自己像观光客一样,很奇怪的感觉,街道上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,印象深刻的乡亲容颜,也不再从老街的过廊下出现,最熟悉的空间竟然陌生得难以置信。这位曾经的乡村叛逃者,对家乡生出了难以祛除的、越来越强烈的“内疚”情绪。

“我的摄影创作在某种程度来说,正是对故乡的忏悔”,这位声名显赫的摄影家这样对记者说。

怨恨

“人与土地”系列拍摄于1974年至1987年间,那是台湾戒严的最后岁月,台湾的经济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,并与香港、新加坡、韩国一同跻身“亚洲经济四小龙”。

台湾的工业突飞猛进,乡村急速变迁,村庄在发展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—农产品价值低落、人口外流、农药对土地和蔬菜的污染,运销中间商的剥夺……当时还是年轻小伙子的阮义忠一头扎进了台湾乡村,一拍就是13年,累积了上万张照片,他从中精选出84张,于1987年在台北雄狮画廊举办了“人与土地”摄影展,轰动一时,他的新书《人与土地》讲述的正是这84张照片背后的故事。

这些黑白照片被人们视作台湾乡村社会风貌的经典缩影,也有人说,阮义忠将一个充满问题的乡村彻底浪漫化了。

在一篇工作手记中,阮义忠这样回应:“我知道那是一种十分自私的行为,我的相机,还没有拍出这些可敬的人们面临的一些困境……我太急切地想要把我的重生经验倾吐出来;太急切地想在我的整个自我救赎过程中,抓住任何可以让我看到希望的光芒。也许,人与土地要回到以前那种亲密的关系,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们,才会有希望。”

阮义忠在掌握摄影这门手艺、并依赖它谋生前,其实已经吃尽了一个农夫的所有苦头。你很难想见这位几乎成为乡土代言人的摄影师,会有一段持续多年、愈战愈勇的乡村逃逸史。他一开始并不爱这个“浪漫”的地方。

阮义忠是宜兰头城镇一个木匠的儿子,出生于1950年,他像他的其他六个兄弟姐妹一样,在孩童时期,除了上课,时间大半都消耗在了祖上留下来的一片河川旁的砾石地里。由于这片砾石地的土壤不易保存,每当河水决堤,地表上的泥土都会被冲失,只有将砾石挑掉,再往下深挖,让地底下的泥土翻到地表上。光是每次豪雨过后的翻土工作,就让他们痛苦不堪。

阮义忠曾经在烈日当头锄土时中暑晕倒,也曾在骤雨中被淋得发抖打颤,还被头顶的闪电吓得哭天抢地。他几乎是从走得动路时就开始了劳动,提得起东西的时候,就得替兄长送点心和午饭到田地里,稍大,就要帮忙推满载着地瓜或花生、红豆的二轮板车,接着,就是个割菜、锄地。

劳动的苦头,让他恨透了这块贫瘠的田地,他曾经把自己埋在地瓜叶中,怨恨自己的不幸身世,抡起锄头,狠狠地朝菜园旁的油加利树树干砍打,诅咒这片不毛之地—“为什么阿爸的七位兄弟中唯有他继承了这亩不育的沙砾!为什么我们无法像堂兄堂弟那样,一下课就可以到处玩耍,而必须被这沉重的命运钉在土地上。”

阮义忠厌恶农夫这个身份,他努力地想洗去这个父母加在他身上的可耻印记,他从土地中得到的,是一股怨恨的情绪,土地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沉悒笨重的包袱,土地令他负重前行。

逃离

 阮义忠不止一次地想过逃走。在念初二那年,他真的离家出走了,企图放弃念书,背弃家人,离弃乡村,投入到梦寐以求的城市中。

那是一次失魂落魄的城市流浪,维持了三天。他先是被台北职业介绍所骗光了身上的钱,接着又被一辆摩托车由身后撞个正着,一时瘫在了马路上,好心的路人将他送到了他在台北唯一的朋友铁鲁家。

三轮车就在小巷子里穿梭,绕来绕去,两旁的房子越来越旧,最后是黑漆漆、歪歪斜斜挤成一堆的违章建筑,这幕景象,和他三天来所见的高楼大厦、霓虹灯闪烁的繁华市容截然不同。

三轮车最终停在一家用木箱板材钉成的矮房前,这可是比乡下最穷人家的瓦屋还要破烂的住所,铁鲁一家五口就住在这间既是卧室又是客厅、厨房的斗室,生活窘迫不堪,完全没有他想象中的台北文明。就在那时,阮义忠对台北的多年梦想瞬间破碎。

台北的第一印象,在他后来的生活中始终无法抹去,哪怕是他在拍摄“台北谣言”系列,他眼中的台北也是脏、乱、假,是一个都市规划彻底失败的例子,他认为每一位生活在其中的人,都想从街上逃掉。

离家出走、结果悻悻而归的阮义忠,见识了都市的幻想后,厚着脸皮回到家,他开始明白以自己的年纪和能力,是一点也摆脱不了被那块砾石地和沉重劳动牢牢捆绑的命运,即便去了,也只能像铁鲁一样住铁皮屋。他开始改变“反叛”的方式,与自己所憎恨的身份拼斗。

在学校,他为了把自己装成是一个出身于体面家庭的人,会刻意看一点书,让自己的谈吐比同龄的孩子有“深度”,他先是看文艺女作家的作品,慢慢地,连翻译的世界名著也念得进去,最后开始看生硬的哲学书籍,偶尔还会画一些前卫的抽象画—一个完全没有泥土、没有劳动的世界。

1960年代的台湾,存在主义刚被引进岛内,法国新小说也陆续翻译出版,欧洲的观念艺术、前卫的敲打乐器也在台北成为时髦,这些不带有人间性和泥土味的“新”文化,正合阮义忠的胃口。

“那时的我,已觉得所有和泥土有关、粘着汗水臭味的一切东西,都是卑琐的、可耻的。在《人与土地》中,有一张拍摄一个孩子在田里愤怒呐喊的照片,孩子的两只小手举向天空,仿佛在跟老天爷抗议,阮义忠将这张照片放在了《人与土地》成长单元的最后。

他从这张照片中看到了自己。

回归

阮义忠的转变,发生在他拥有了相机之后。1973年,他拥有了第一台相机,那是一台专业的单反相机。

这台相机是《汉声》杂志给当时的文学青年阮义忠配备的,主编黄永松交给他的工作是为杂志拍摄配图,当时,黄永松对摄影一窍不通的阮义忠说,只要做到“多走多看多拍”就行了。

在拥有相机的最初那段日子,阮义忠最先想到了台北的万华老街,那儿集中了来自大陆几十个省的民俗:画糖人、捏面人、刻印铺、画像店、打铁店、弹棉被店、货郎车、补锅补碗的店……整条街鲜活地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手艺。

但在万华街,他碰到了另外的问题,到底要拍什么?拍眼前景物的哪一部分?在一群人当中,要把焦点凝聚在哪一张脸上?在万华巷道上,到底是拍观光客围着看卖药郎中的表演,还是去拍躺在街上的乞丐。每回举起相机,他都是面红耳赤,直冒冷汗。

“说实话,我曾经背着相机乱晃过很长久的一段时间,”阮义忠说。

更让阮义忠意外的是,他透过相机,又看到了农林、土地、劳动和永远在重复的生活,他该怎样拍摄这些对象?当时他无法在自己所怨恨的一种生活方式中,去找到创作的题材,去发现自己肯定的意义。

“一直到现在,我都不清楚,自己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情况下,熬过那个拒绝土地、拒绝生活的阶段,”在《人与土地》一书,阮义忠认为那段转折对他尤为重要,影响至深。

30年已经过去,当时的挣扎、折磨,阮义忠仍是历历在目,一个厌倦土地、脑海中尽是前卫、现代观念的人,在接触相机后,是多么的自卑、虚弱,只敢把照相机对准那些完全不会排斥他的人,《人与土地》中,就经常出现老人、妇女和小孩。

台湾摄影评论家郭力昕还专门进行了一番统计,他发现在《人与土地》的84幅照片中,以老人、妇女、儿童为主要题材的照片,有60幅,占了三分之二强。这样的讨巧,几乎在每个摄影新手身上出现,只是阮义忠做得更好。就像评论家基斯马可评价摄影家柯特兹时说的:“柯特兹的照片简单得像是在骗人,它们缺乏奢侈性、过渡性和经营性,而令人咋舌的是,他从一开始拍照就是这个样子。”柯特兹正是阮义忠最喜欢的摄影家。

阮义忠摄影生涯的第一幅杰作,是在家乡头城镇完成的。他知道头城菜园边那间矮小工寮里有一个竹器匠,他告诉对方,自己是木匠顺的第三个后生,竹器匠答应了拍摄,并非常配合这个摄影新手的笨拙安排,要怎么拍,他就依着摆姿势,以致他把整个竹椅的制作工程全部拍完。

通过这次拍摄,阮义忠发现那些拥有可贵气质、善良的人们,都是那么认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、生活,他们大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,更没有念过什么存在主义、现代诗,他们的一切都是从劳动、从土地中学到的。“透过观景窗,我的童年,艰苦的岁月、自卑和夸大都回来了。有冰封的东西在我心中融解……”

在阮义忠的工作室的墙壁上,至今仍挂着一张布依族妇人的大幅肖像。这张拍摄于1980年的照片,背后充满了偶然,并影响到了阮义忠的摄影观。

当时,这位妇人极其配合,她就端坐在自家门口,一动也不动地望着镜头,阮义忠稍稍移动位置,想要避开正面角度时,她就跟着他转方向,仿佛是相吸的正负极磁铁。由于她只会说母语,比手势要她不要随他动,却无法令她明白,阮义忠动了几回,她也转了几次,始终调不出理想角度,直至泄气地放下相机,向她鞠躬道谢时,她才整个人松懈下来,成为这个瞬间比他预期还要好的神态,阮义忠赶紧重举相机,咔嚓一声。

在拍摄手记中,阮义忠这样写道:“我只知道,我就是这么一天一天地拍下来的。那些人,那些土地,通过我的相机,令我温暖和感动,使我一天天从幼时的噩梦醒过来,我已不再觉得自己的成长经验是可耻的包袱。”

即便有人批评他的照片不够观念,传统而保守,阮义忠仍然相信,摄影有时就像双面镜,既映出对象的影子,也照出摄影师的感受,表面上好像是拿相机的人捕捉了什么,其实,被摄的却是他自己的心。

“摄影对我而言正是一种信仰,我相信透过照片的力量,世间的真善美可以广泛而久远地流传,”阮义忠认为这是他如今一以贯之的工作法则。

即便在拍摄中,他会遇到被污染的村庄,听到很多的不公,也会发现岛民越来越市侩,见人举起相机,便会伸手要钱,但每到这个时候,阮义忠都会选择结束自己的拍摄,他只是想留住人与土地之间的美好,而不是怨恨。

网络上关于阮义忠的文字很多,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篇。大概因为自己在之前的岁月里,有过一闪念,不愿意自己是农民的后代,有过对土地的憎恶,它们曾经使我不喜欢春天,因为越是春天,作为农人的爷爷和妈妈就越辛苦劳累。

有一年春天,和其它单位的人一起去苏州参加培训学习。有一个人曾经笑话过,我的土气,那时候我还会感觉到难过。

可是,从什么时候起,我开始穿粗布棉麻,梳一束简单的马尾,穿一双布鞋,拿一个布包,在那些穿得周吴郑王的人面前,没有一点羞惭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不再向往高楼,也不再向往大都市的灯红酒绿。

从什么时候,我开始同情那些用自家的鸡蛋去给孩子换膨化食品的人,开始同情那些终生都以为花生是结在树上的人,开始同情那些只吃进口水果永远不得享受采摘野果之喜悦的人,开始同情那些不得不抛弃自己的家舍,去住在工厂宿舍里,常年吃着陈年粮食的人,开始同情那些不只失去了土地,也失去了土地上才会长出来的品质的人。。。

土地是那么有灵性,那么公允。一株树,一棵苗,在哪里都找不到这样敏感这样深厚的公平,对生命的公平,在哪都找不到这样的一份奇迹。

阮义忠的摄影作品,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,美和唯美无关。

他的摄影,不是停留在色相上,关注的是一种情怀。

也有人说,他的摄影作品是滥情主义。这让我想起木心的一段话:“往过去看,一代比一代多情;往未来看,一代比一代无情。多情可以多到没际涯,无情则有限,无情而已,可怕还在于无情而得意洋洋。当人们一发觉亵渎神圣可以取乐取宠,就乐此此不疲了。是故未来的人类会怎么样,并非渺不可测,“无情”而已。”

我想我是比木心乐观的,如果人类对那些美好神圣的东西能够如阮义忠一样的,历经怨恨、逃离、终究回归,那么人类的未来并不是一片无情的废墟。

如果有更多的人,把自己生命中所亲历的美,景象之美,人情之美,记录下来,它们或许会成为种子。在一切有光之地,落地生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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